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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庆全:文人将军萧克(2)
发布时间:2016-04-20 04:06:02    浏览:

不过,萧老的命运我一直很关注。我也草草地梳理过他的历史轨迹,希求从中能得到点什么。27岁,萧老就是六军团军团长,但此后他的命运却有些莫名其妙地下落:六军团跟二军团会师以后,他受贺龙和任弼时领导,成为副手。长征到陕北之后,他却离开六军团,被调到30军当军长;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,他到120师当副师长;解放战争期间,他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,亲自指挥的战役很少。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战将,这种种的无法独挡一面的局面,显然是令人遗憾的。

我不知道萧老是否这样看。

拟定“求实存真”的办刊原则

《炎黄春秋》办刊宗旨的确立,与萧克将军是分不开的。自刊物开始运作到问世后,萧克最关心的是刊物的方向,刊物的品格,刊物的质量。《炎黄春秋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,萧老便把“求实存真”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。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:誉人不增其美,毁人不益其恶。换成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:写好人好事,要写得适当,不要再去涂粉;讲坏人,讲敌人,也不能讲过(头)。19967月,《炎黄春秋》创刊五周年纪念,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,以资告诫和勉励。

但是,历史研究中仍然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,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。对一些因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,要想“求实存真”并不那么容易。有时候,编者难免会产生敢不敢、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。当我们向萧克将军倾诉这种困惑时,从他那里我们总是得到鼓励。这种鼓励,不但使我们的困惑迎刃而解,而且也增强了突破各种束缚的信心。更为可贵的是,萧克将军不但给予我们鼓励,而且决绝地为刊物发表的文章承担责任。

1989年,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,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,使报刊上对于这位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,一直缄口不言。对于这种非科学的历史态度,我们一直想有所改变。1994年,在胡耀邦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,我们在封三发表了一首悼念耀邦同志的白话诗。尽管很不正规,但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。这一突破,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,并要求我们停止发行这一期杂志。我们向萧克将军汇报后,他对有关方面抹杀历史真相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。他鼓励我们说,杂志做得对,不要惊慌,如果有人怪罪下来,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。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,让他们给我打电话。

萧克将军那种淡定和从容的神态,使编辑部的同志受到鼓舞和激励的同时,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位文人将军扞卫“求实存真”这一原则的胆识。

对于《炎黄春秋》的老读者来说,都有这样一个感受:杂志自创刊之日起,陆续对被扭曲的历史问题进行拨乱反正。陈独秀、李立三、托派问题、富田事变等等,这些因为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被遮掩的历史,都在杂志上陆续有所正本清源。这与萧克将军的指导是分不开的。

即以对陈独秀的研究而言,杂志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文章,本着“求实存真”的原则,恢复陈独秀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。这是萧克将军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种体现。

早在1978年审读《南昌起义初稿》时,萧克对作者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所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,搞议会斗争的说法,就予以纠正。他说:“陈独秀是1928年才发展到取消主义,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。唯物主义,对敌人也不能多讲、讲过(头),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,实事求是,反映事物本来面目。”

19818月,萧克将军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:

陈独秀问题,过去是禁区,现在是半禁区,说是半禁区,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,但不全面,也还不深入,大概还有顾虑。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?我看要。毛泽东同志说:“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,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“集合起来,创造了党,有功劳”。“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,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”。周恩来同志也说:“陈独秀创党有功。”我想,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“总司令”和创造党有功的人物,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,也应该全面研究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,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《陈独秀诗集》作序,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:“只有忠于史实,才能忠于真理。”

萧克这篇序言(见《炎黄春秋》19946月号),是较早的一篇对陈独秀作出公正评价的文章。萧克开风气之先的文章,极大地鼓舞了作者和编者,随后,《炎黄春秋》连续编发了几篇有关实事求是地研究陈独秀的文章。

萧老非常关注对张闻天的研究。1995年初,萧老接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寄送的《张闻天传》的征求意见稿。他认真地看了18章以后的大部分章节后,认为杂志应该宣传张闻天。这年5月,在一次筹备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的会议上,萧老特意跟我说到这一点,并把在411日他给刘英回信的复印件交给了我。

这封信我至今保留着。内容如下:

刘英同志:您好!来信及书都收到。早收到的张闻天传,自18章以后大部分都看了。我又从别书报上看到他在六中全会时期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(六中全会结束时看过,感到很值得读。延安整风,又受到批评,甚至近乎诽谤,所以前两年又看一遍,也很有教益)。七八年前接到您赠给我和先佛的《回忆张闻天》,当时选读了一些,回想起他以前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等文章,写了一首感怀诗:

斯人斯文

毕生挥翰谈丽珠,

学贯中西智若愚。

秘密公开皆得道,

外交国策具深谟。

庐山迷雾已清览,

法剑神坛早呜呼。

喜见遗文多宏论,

斯人去矣奈何如。

我诗虽然不好,也表现我对这位老同志看法和身后的感慨。再见。

敬礼

萧克

1995.4.11

接到萧老的命令,我当然积极去组稿。后来,我找到了张闻天传记组的负责人张培森约稿。他陆续地给我写出了七八篇文章,对廓清张闻天研究中的迷雾,有开脱之功,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
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

在与萧克的接触中,我体会到,他不仅以“求实存真”的原则,指导《炎黄春秋》,而且在党史、军史的研究中,也一直倡导着这一原则,以“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”,来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。

萧克1926年即参加国民革命军,此后历经北伐战争和1927年“八一”南昌起义,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军团长职务与方面军领导职务。1949年后,多年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。可以说,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他基本上是亲历者,也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、谋划者。

1949年以后,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,中国共产党的历史,有些也成为可以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出于政治的需要,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作为被扭曲。对此,萧克一直持不同的观点。

1977年后,萧克回到军中,担任国防部副部长,并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。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,他义无反顾地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。他不仅对我们编者谈起过这些往事,在他的鼓励下为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秉笔直书的学者们,也在文章中有所披露。

“百团大战”,是彭德怀指挥的一场战争,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,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定,至今也不能说尘埃落定。在延安时,虽然毛泽东对于百团大战曾给彭贺电,但1959年彭老总落难后,这一历史事件被全面歪曲。1978年秋季,为了推动历史问题拨乱反正,唐棣华(黄克诚的夫人)拟在她所主持的《近代史研究》创刊号上发表彭德怀自述中的部分内容。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百团大战。为了配合彭德怀自述的发表,想请人写一篇介绍百团大战情况的文章,但很多人心有余悸,不敢承担这一任务。她找到军事科学院的蒋杰,蒋杰虽然答应了,但却招来了校政治部一位主任的劝阻。为此,蒋杰向萧克请示。萧克明确说:你是搞党史的,人家找上门来,你应该写,怕什么,我支持你写。为了帮助蒋写此文章,他主动介绍1945年七大前后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情况,他说当时批评百团大战最积极的,军队是朱瑞和林彪二人。聂荣臻沉默不语,似不赞同。彭德怀因受批判,七大的选票大大减少。

初稿写出后,萧克亲自修改,在结束语中他加了一段:

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,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态势,军事上是早产的,政治上是有错误的。但不能说是流产,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,也不能否认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,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威的重大意义。从理论上说,在敌后处于防御阶段不应举行战略进攻,这一般是指全面的战略行动而言,但从各战略区甚至较少方向,可以抓住适当时机举行区域性的战略进攻,这是许可的,也是可以成功的。

这段话对这篇文章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文章在《近代史研究》创刊号发表后,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对拨乱反正,正确评价百团大战问题起了积极作用。

而熟知党史和军史的学者都知道,彭德怀和萧克在1958年曾经是那样地“对阵”过。

1958年,那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波中,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了一个所谓“以萧克为主帅、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”,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“反党分子”,包括刘伯承在内的一批军中将帅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:刘伯承元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;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被撤销,萧克上将、李达上将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、副部长的职务,调出军队,陈伯钧上将、宋时轮上将、郭天民上将等也都受到严厉批判。这场斗争使建国后刚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、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,极大地破坏了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,并且给以后的军队建设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恶劣影响。而这场斗争的主持者,就是彭德怀老总。

“文革”结束以后,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被党中央否定,受这场错误批判牵连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,这桩公案得以澄清。而萧克对彭老总当年特殊背景下的作为也从不挂怀。他曾经对我们讲过有关彭老总对这件事的看法。他说: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:还在“文革”前,彭总被“罢官”后,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,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:“1958年的事,让你们受苦了,对不起同志们啊!”我听了非常激动。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,光明磊落,坦坦荡荡。他的话,既是自责,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。

而萧克对待彭老总历史评价所持的态度,同样“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”。

一位谦逊的思想者

我前面几次提到萧克的“命令”,其实,萧老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。他身经百战,指挥过千军万马,但对于我们—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,即使布置工作,也从未有命令的口吻。《炎黄春秋》的记者随他出差,他走到哪里都是询问,倾听;他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,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,做认真的准备。萧克讲话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。试举几例:

来源: 《财经》2013年第30 | 责任编辑:向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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